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壶中日月 古陶瓷器中的艺术之最—古陶瓷壶(图

作者:赌神赛    更新时间:2020-07-29 20:46

  中国人使用陶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,历经汉、唐、宋数代而至瓷壶之滥觞。在发展过程中,壶的形制、用途、釉色及装饰演绎发展的过程,也体现了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与人的审美情趣的变化。

  古陶瓷壶是中国古陶瓷器皿中工艺最为复杂、形制最为优美、文化内涵最为丰富、艺术价值最高的器物。

  壶,辞海注释是:“陶瓷或金属等制成的容器,一般有盖、嘴、柄或提梁,多用来盛液体。”壶的形制、用途、釉色及装饰,随着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审美情趣变化而演绎发展。

  中国人使用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。《中国陶瓷史·原始时代》:“初民,因生食之致病也,乃求熟食之方,因食物之易腐败也,乃思久藏之法。其初,则抟土为坯,日晒干之,成为土器,及神农伏羲时,则掘土为穴灶,以火烧土,使成为烧坯之陶器。用以烹饪,用以贮藏。”

  由此可见,远古时代的陶壶,是因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探索而发明的。它是用黏土烧制而成的没有柄也没有流的罐形陶器,是人们最常用的炊事用器和盛贮器,人们用它烧水、煮食物,也用它盛液体或粮食。陶壶发明的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人类的饮食习惯,使人类从原始逐步走向文明。从笔者收藏的实物来看,长江流域最早使用一种有柄而没有流、进水出水同一口的器物,其形制基本上像壶,可追溯到公元前3900——前3300年崧泽文化时期。如笔者收藏的一件崧泽文化期灰陶阔把壶,泥质灰陶。侈口,前部上翘呈凹弧形流,有盖,盖上有圆扣钮和两个小孔,用于穿绳系带与壶柄相连,束颈,腹深且鼓、凹底足,腹部安一阔把,饰平行线竖条纹,上端有两圆孔。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壶口的形制与崧泽文化基本相似。而到了夏朝二里头文化时期,壶的形制和装饰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如笔者收藏的一件二里头文化的人头形三乳足灰白陶壶,在形制上有很大的象形性,它用人的后脑作壶口,以小嘴作出水口(流),以连接壶口与腹部的脊梁作壶柄,腹下部置三个乳形足,两眼炯炯有神,形象生动、神情感人。通体有十分明显的烧煮痕迹。它既是古人生活实用器皿,又是古陶瓷塑人头像的精美艺术品。笔者认为这件实物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:其一,从物理角度讲,此壶的乳状袋足的三个支点让器物放置得最为稳固,受热面积大适合烧煮,从表面烧煮痕迹分析,其用途不限于装水或液体,应该还是一件炊事用器;其二,商周时期的青铜鬲与鼎等器形是从陶器仿制发展而来;其三,文博界很多学者一直认为,唐代以前的陶瓷壶的流都是不能出水的装饰流,进水出水均为一个口的观点不够全面,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  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青瓷,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、易于清洗,比青铜器制作容易,成本低廉,适合平民百姓使用,很快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用器。这时期壶的形制多仿陶壶或青铜器。笔者收藏的一件西周越窑青釉提梁壶,用提梁作柄,以喇叭状形的短管作流,为了美观,通体施青釉,釉色青中泛褐,盖顶饰两只小鸟,肩、盖部及提梁根部饰蟠虺纹,形似青铜提梁卣,古朴大气。春秋战国时期,在器形的设计上,仍多仿青铜器,且兼顾了实用与审美两个方面。笔者收藏的一件战国越窑青釉夔龙柄提梁壶,形制和纹饰与1975年江苏苏州虎丘出土,现藏苏州博物馆的青铜提梁盉十分相似。此壶直口、覆盖,盖面平整,上饰有两道圆形绳纹,其间满饰“蟠虺”形纹,丰肩、圆形腹、下有三兽首足。腹部置有出戟夔龙提梁,肩部一侧置一兽首流;另一侧置一出戟兽尾。肩腹部有三道绳形纹,纹饰间满饰“蟠虺”形纹。此壶设计之精妙,纹饰之精美,令人赞叹不已。考析人们在原始青瓷器上装饰精美图案的原因,与人类文化日进、审美观提升有密切的关系。

  汉代是原始瓷向瓷器进化的成熟期,随着制瓷技术的提高,东汉烧瓷温度已能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,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,《中国陶瓷史·秦汉时代》:“陶器至汉代,有一最大之进化,不可不特别注意。盖自汉代以前,各种陶器,只能谓之为陶器,不能谓之为瓷器。考汉以前,并无‘瓷’字,至汉时,始言及‘瓷’字,前此之不言‘瓷’字,盖无此物。当然不能言,后此之言及‘瓷’字,当然必有瓷之一物矣。故国人谓瓷器,发明于汉代。”

  从用途上来看,瓷壶已失去了烧煮功能,变为盛装液体的单一用途,壶的形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。如笔者收藏的一件东汉越窑青瓷茧型双管口壶,呈蚕茧型,腹部顶端中央置两个管状壶口,壶腹中间用瓷板隔一为二,成为两个独立的空间,可盛装不同品质的酒、水或其他液体。三国到晋代时期的壶增加了以鸡、羊、虎、鼠、鹰、凤等动物首的造型作为流,以龙头、虎头造型作为柄。南北朝时期佛教大为流行,佛教题材中的莲花图案成为时尚纹饰。隋朝的壶身逐渐变得修长高大。如笔者收藏的一件隋代青釉龙柄鸡首壶,高51厘米,肩部前端塑伸长颈、瞠目昂首尖喙,以高冠飘逸的鸡首作流,与之相对的后端塑双联圆股状的龙形曲柄,形成双龙首衔盘之势,器型高大俊美,神采飞扬。

  唐代国力强盛,经济繁荣,科学技术空前发展,制瓷业十分繁荣,瓷窑遍及大江南北,制瓷工艺水平堪称世界一流,逐渐形成了两大窑口体系:其一,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;其二,以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,即“南青北白”局面。此时壶的形制也更加美观实用,把原来只作装饰、做工复杂又不实用的兽首流,改为能够出水的短流,壶柄也成了短曲形。尤其是唐代晚期至北宋的秘色瓷,使越窑青瓷烧制水平达到了顶峰。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,在同时出土的记录皇室供奉的物账碑上,称其为秘色瓷。这是唐代晚期越窑秘色瓷明确记载的实物发现,揭示了釉色青绿、釉质晶莹润澈的典型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。由此可见,秘色瓷是皇宫对御用越窑青瓷的称谓。五代时秘色瓷成为吴越国钱氏王朝的专用瓷,并充当向后晋、后唐和辽、宋王朝的贡品,在实施吴越国“保境安民”的国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  到了五代北宋之际,南方的越窑、龙泉窑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,北方耀州窑也异军突起。对于五代和北宋的壶,很多人难以断代,仔细考析它们的特点,还是有明显区别的。现特以龙泉窑执壶为例来分析,五代时期龙泉窑壶的形制受唐代金银器的影响很大,圈足外翻呈喇叭口形,支点垫烧,胎薄,露白,装饰方面呈现粗工带细工的特点;而北宋龙泉窑执壶圈足则较矮稍向外撇,采用泥条垫烧,胎厚,以刻花进行装饰。在这里,使得笔者不禁要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五代的龙泉窑执壶烧制得如此之精美?通过对出土器物的考察,这个问题还是不难解决的。笔者曾见到过这样一件龙泉窑五代时期的残炉,上面刻有铭文:“天福元年,重修窑炉,试烧官务,大吉。”从中可见,五代的龙泉窑曾经接受过官方下达的烧制任务,故而所烧制的瓷器十分的精美,绝非一般民窑所可以比拟。如笔者收藏的一件五代龙泉窑青釉温壶,壶圈足外翻呈喇叭形,支钉垫烧,薄胎、胎体洁白坚硬。壶与温碗通体施青釉,釉色青中泛湖蓝,冰清玉洁、晶莹透彻、器形十分优美,为五代龙泉窑青瓷之珍品。这种区分年代规律的方法其他窑口也可借鉴。笔者收藏的一件五代越窑青瓷温壶,壶釉色青中泛绿,圈足也外翻呈喇叭口形,支钉垫烧,胎体洁白坚硬。壶身与温碗刻牡丹团花纹,美观大气,既是保持酒温的实用器皿,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

  宋代为避免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,宋太祖采取了“强文抑武”以文治天下的治国方针,很快政治稳定、社会安定、民富国强、经济繁荣。这也使宋代瓷器创造了全新的美学境界,无论器形,还是釉色、釉面、质地均达到了精美绝伦的程度。《中国陶瓷史·宋时代》:“吾国之瓷业,至此时代,放特殊之异彩,可谓兴盛之时期。”尤其是“汝、钧、官、哥、定”五大名窑,代表了宋瓷的最高水准。笔者收藏的一件定窑白釉葫芦形壶,其特别之处在于矮圈足、底部施釉、底中心位置刻有一行书“官”字,字体工整有力,颈、腹部分别刻倒置与仰置复式莲瓣。通体施乳白色釉,釉质均匀纯净,器形优美大气,这一实物说明官制定窑烧瓷水平十分高超。除五大名窑以外,龙泉窑、耀州窑、吉州窑、建窑及景德镇青白瓷也都是当时的著名窑口。但宋代瓷壶中有一种现象很耐人寻味,在南宋官窑器中并没有发现壶,可见瓷壶在当时是属于民间的器物,在宫廷中使用的则多为金银器执壶。这就反映出了当时瓷器使用的制度特点,皇宫与民间的区别。如果对此再进一步考证,宫廷中对壶的烧制与使用直到明代才真正开始,这在《发现:大明处州龙泉官窑》中就有明确的记载:“明初,龙泉大窑曾经设立过官窑,其烧造的常见器形就有执壶,不过这种执壶体很大,绝非一般的酒器,而是作为皇家祭祀用器。”

  宋代壶的造型有多种,其中典型的有瓜棱壶、倒流壶、葫芦壶等,壶的流变得细圆曲长,柄更加挺拔而有韧性。如笔者收藏的一件宋代龙泉窑刻莲瓣麻花柄壶,壶的麻花形柄在龙泉窑完整器中为仅见,且造型釉色似高丽瓷,说明后来烧制的高丽瓷借鉴了龙泉窑产品工艺特点。

  另外,辽、金、西夏制瓷工艺除吸收汉族先进技艺外,还结合其自身的民族特色,使得制作起来的器物很适合游牧民族生活需要。如笔者有一件辽代黑釉鸡冠壶,仿契丹传统的皮制、木制等容器,壶体呈扁状,具有游牧民族特色。在釉色上,传世的鸡冠壶以黄、绿、白釉居多,且多数施半釉,黑色满釉的较稀少。又如一件西夏黑釉剔划花穿带扁壶,此壶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,腹部呈扁圆形,正面中央刻同心圆纹,外侧对称处各剔一枝折枝牡丹花纹,旁边刻海浪纹。

  笔者根据藏品对于壶的形制、用途、釉色及装饰风格的历史演变做了简要的概述,这种概述源于笔者对古陶瓷多年收藏与研究的心得。回顾这段收藏实践,屈指算来将近20年。在长期的高古陶瓷收藏中,笔者偏爱老窑陶瓷壶,这是因为李白曾有诗句“壶中自有日月天”,实在道出了此中的天机,日本学者奥玄宝《茗壶图录·理趣》:“壶本玩具也。玩具之可爱在趣,而不在理。故以理则小直而可,以趣则曲大亦可。知理而不知趣者,不论大小曲直,择其善者皆取之。知理而不知趣,是为下乘;知理知趣,是为上乘。此语盖壶癖家顶门之一针也。”对于日本学者的心得,笔者深有同感。这是因为,各个时代、各个窑口、各种形制的古陶瓷壶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。无论是帝皇将相庆典祭事,还是侠士豪杰煮酒论英雄,文人雅士围炉品茗吟诗作画,以及平常百姓饮酒喝茶和日常生活,所有这些场合都离不开酒壶、茶壶、水壶、醋壶及油壶。在笔者的家乡浙江绍兴,至今仍保留着这样的古代遗风,农民无论是下田种地,还是上山砍柴割草,都会提一把大瓷壶。到了盛夏季节,他们一般会泡上炒熟的大麦或茶叶,待劳作时将茶壶置于田埂地头的阴凉处,或挂于树杈,以备解渴防暑,既卫生又低碳环保。总之,壶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方式,标志着人类文明和进步,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

  古人云:富不过三代,藏不过三代。笔者十分赞成马未都先生“我们收藏文物艺术品的都是国家临时保管员”的感言,自2009年创办“世华艺术馆”,旨在把多年历尽艰辛收集的古陶瓷藏品分专题展出,以回馈社会。东方早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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